江南·体育在上海杨浦区民京路918号，矗立着一座融合中西建筑风韵的清水红砖大楼——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主楼。
这座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及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，其价值非比寻常：这里曾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教育机构——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校舍。它不仅承载着“大上海计划”的历史印记，更铭刻着一段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短暂却闪耀的“黄金时期”。
1927年，蔡元培与萧友梅在上海创立“国立音乐院”（后更名“国立音专”），开启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先河。
建校之初，学校一直没有固定校舍，起初租用陶尔斐斯路（今南昌路）的一栋花园洋房，后来因为租金压力，辗转租借于霞飞路、毕勋路、辣斐德路（今淮海中路、汾阳路、复兴中路）等地，如同“漂泊的学堂”。用校长萧友梅的话说，“搬家是音专的家常便饭”。
1934年，经校方多年的奔走呼吁，终于在当时江湾“市中心区”市京路（今民京路）买下16亩土地作为新校址。政府拨款8万元，用于校舍的建造。
新校舍由清华毕业的留美建筑师罗邦杰设计，砖混结构，立面对称，清水红砖，巧妙融合西方古典主义与中国传统元素。主楼门厅地面上镶嵌着代表学校精神的银琴黄钟图案校徽。可惜的是，由于经费不足，当时只建成了主教学楼、东西侧琴房和女生宿舍，计划中的礼堂、图书馆、体育馆和男生宿舍都没能建成。
1935年9月，新校舍作为“大上海计划”市中心区文化建筑群组成的一部分正式启用。国立音专终于结束了八年内七次搬迁的漂泊历史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“音乐殿堂”，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。
声乐大师周小燕1935年入学时惊叹：“像踏入音乐宫殿。”音乐厅穹顶高耸，声学设计精妙，据记载，“地板下埋了上百口倒扣的陶瓮形成共振腔”，使得“小提琴的弱奏也能清晰地传到每个角落”。1936年，意大利指挥家富华（Arrigo Foa）率师生乐团演奏莫扎特作品，无须扩音设备，后排观众也能清晰捕捉竖琴的拨弦细节，其声效至今令人称奇。独立的琴房隔音极佳，每间配备德制钢琴，实现“一生一琴房”，彻底告别了在弄堂租房练声扰民的窘境。音乐厅每周举办“学生习奏会”，每月更有公开售票音乐会，迅速成为上海重要的文化地标。
校长萧友梅秉持“兼收并蓄”理念，广纳贤才。钢琴家查哈罗夫（Boris Zakharoff）、作曲家黄自、声乐教授苏石林（Vladimir Shushlin）等中外顶尖师资汇聚一堂。课程体系既借鉴欧洲经验，更强调“中西融合”，明确规定理论作曲专业学生必修一门民族乐器。分设预科、本科、专修科的严谨学制，为系统化培养音乐专才奠定了基础。
国立音专教学以严苛著称。周小燕回忆苏石林“残酷”的声乐训练：“靠墙站立，腹部压厚重辞典唱歌，辞典不能落地”；练习“俄式管道共鸣”，需想象“从头顶到丹田有一根金属管”。当她唱普契尼高音破音时，苏石林毫不客气地说：“周，你这声音像被掐死的小鸡！”这严厉的批评刺激她咬牙苦练了三个月。
黄自先生启迪人心的音乐课令周小燕印象深刻。黄先生虽然主教作曲，但常常来声乐组“蹭课”。他强调：“唱歌的人更要懂得创作的灵魂！”他带学生分析《旗正飘飘》，指出：“三连音不是技巧，是心跳！”排练其作品《天伦歌》至“收拾起痛苦的”时，他眼含热泪告诫学生：“记住！音乐要替弱者说话。”
民京路校舍于短短两年时间里，孕育了中国音乐事业的众多奠基者：丁善德在这里完成了从琵琶演奏者到钢琴家的转型，并在1935年举办了中国首场钢琴独奏会；贺绿汀在音专理论作曲系学习期间，创作了蜚声国际的《牧童短笛》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他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江南·体育，在山西临汾八路军驻地目睹游击队员的英勇，在煤油灯下一夜谱就《游击队歌》初稿；冼星海也曾短暂就读于音专，后赴法留学。他师从萧友梅，打下了扎实的西方音乐技法基础，对其日后在延安创作《黄河大合唱》有直接影响。此外，喻宜萱、戴粹伦、刘雪庵等一大批杰出音乐家在此成长，音专两年间培养的54名毕业生和150名肄业生，成为各地音乐院校的创建者与中坚力量。
来之不易的黄金岁月只延续了不到两年。1937年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，战火无情地摧毁了这座音乐殿堂。
1937年日军轰炸上海市区时，江湾成为重要目标。小提琴教育家谭抒真回忆那心碎的一幕：“那天轰炸时，我与萧友梅校长冲进火场：他抢出黄自《长恨歌》手稿，我扛起两把校产斯特拉迪瓦里琴。琴房梁柱倒塌前，查哈罗夫死死护住钢琴，疾呼：‘别管我！把贝多芬奏鸣曲谱带走！’”萧友梅同日日记亦载，“与谭君冒死入火场，余持黄先生曲谱，彼负两琴箱”，佐证了关键细节。
校舍主楼和女生宿舍严重损毁，只有门厅的“银琴黄钟”地坪奇迹般幸存。师生们被迫紧急撤离，学校再次迁入租界，暂借马斯南路（今思南路）一所中学的校舍继续办学，重坠流亡办学的艰辛。
抗战胜利后，学校历经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等阶段，1949年后定名上海音乐学院，并于1958年迁至徐汇区汾阳路现址。
民京路918号旧址划归公安部八二二厂（上海消防研究所），其音乐教育功能就此中断。建筑长期被用于工业科研，红砖墙面被水泥覆盖，“银琴黄钟”地坪也被埋在地板之下，其作为音乐圣地的历史身份几近湮没于尘烟。
唯有蔡元培1936年亲手种下的雪松，以及1937年1月萧友梅题写的“第一男宿舍落成”石碑（嵌于副楼墙体），在岁月流转中，默默诉说着过往的荣光。
2004年，国立音专旧址被列为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，同年列入区级保护名录，明确其作为“大上海计划”核心文化设施的历史地位。2005年江南·体育，入选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，理由是“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教育机构旧址，具有重要历史与文化价值”。
2017年，值上海音乐学院建校90周年，学校启动了旧址收回和保护性修复计划，旨在复原“银琴黄钟”地坪、修缮红砖立面，并规划建设“贺绿汀中国高等音乐研究院”、校史馆及艺术中心。
民京路918号国立音专旧址存在的短短两年，是中国音乐教育从无根漂泊到落地生根的象征，更是中华民族在深重危难中，文化命脉坚韧存续并迸发出耀眼光芒的生动缩影，它早已超越了物理空间的局限。正如曾在此工作的公安部八二二厂厂长所言：“这里是中国音乐人的延安。”
作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“精神原点”江南·体育，这里曾汇聚精英、融汇理念、坚守理想、培育栋梁、守护火种。这段短暂却辉煌的黄金时期虽被战火无情打断，但它点燃的星火从未熄灭。从延安窑洞中冼星海吼出的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到贺绿汀笔下鼓舞千万志士的《游击队歌》，再到遍布全国的音乐学院所传承的学脉，民京路918号的精神基因早已融入中国音乐的血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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